绿茶
红茶
乌龙茶
白茶
黑茶
黄茶
普洱茶
花茶
其他茶茯砖茶约在公元 1368年(洪武元年即朱元璋“明太祖”建立明朝初)问世。最初采用陕南及四川原料加工筑制，但因产量有限后则采用湖南安化黑毛茶为原料，手工筑制，因原料送到泾阳筑制，称“泾阳砖”;茯砖早期称“湖茶”，因在伏天加工，故又称“伏茶”。以其药效似土茯苓，就由“伏茶”美称为“茯茶”或“福砖”。
由于系用官引制造，清代前期须在兰州府缴纳三成至五成砖茶作为税金，交给官府销售，又叫“官茶”、“府茶”。其余的砖茶由茶商按照政府指定的销区销售，故称为“附茶”。
明清以来，将安化黑毛茶中色黄叶粗的茶用篾篓踩成大包，包重90公斤，运往陕西泾阳压制成砖，泾阳抗战前曾有茶厂60多家，茯砖茶因香气浓郁，古有“茯茶驼队十里外，茶香已入牧人家”之说。
据资料可考，湖南竹林溪等茶先脚挑马驮至洞市,后顺麻溪水用竹排木排运至小淹市等处,而后资水用船运至武汉汉口、潭州靖港等处,再至西北。民国时期洞市竹林溪等茶是顺麻溪水运至小淹资水，用船运至益阳，改大船运湖北沙市，经老河口，用驼马或汽车直运泾阳;或者从益阳船运汉口，交平汉铁路抵郑州、中转陇海路至咸阳，再转泾阳。在泾阳压成茯砖后，运输工具以驼马、汽车运兰州投验销售。在明清时期六百余年间生产的“马合盛”、“天泰”、“泰合诚”、“人民”等品牌茯砖茶深受茶叶销量最大的西北部地区广大消费者青睐。
泾阳在抗战前有茶厂60多家，自武汉沦陷后，仅余延顺、裕民、天泰运、裕兴中、昌盛等八家。1951年统归“泾阳人民茯砖加工厂”，加工“人民牌茯砖”砖茶。1953年，公私合营生产规模扩大，组建的大型茶叶加工企业陕西咸阳人民茯茶厂，使咸阳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和加工地。1958年，缘于 “陕西加工茯砖茶，存在原料二次运输，不符合多快好省原则”，中央政府下令取消陕西咸阳人民茯茶厂，将茯砖加工的任务全部交由湖南省承担。
当时总结茯砖茶有三不能制：一是离了泾河水不能制;二是离了关中气候不能制;三是没有陕西人的技术不能制。“三不能制”之说便是陕西先辈经过无数摸索的经验总结，也说明咸阳的水质和气候无疑是茯砖茶加工的最佳自然资源。
民间流传，当年南区供销社给中央机关供应的就是泾阳茯砖茶，深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喜爱和重视，才有了全国最大的茶叶加工企业陕西咸阳人民茯茶厂的建立和厂址南迁的事情发生。
茯砖茶在湖南安化从试制到成功，历经多年的摸索。1942年安化江南砖茶厂，1943年中国茶业公司湖南砖茶厂都曾试制茯砖，因发花不好，未获成功。直到1953年，在茶工、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在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的指导下，经过3年时间的反复摸索和试验，实现了在中国茶业公司安化砖茶厂(现白沙溪茶厂)“移地筑制”的神话。
“边销茶”是茶叶的一种，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特需商品。唐代以后，茶叶由官方统制，贮存一地边地府库，交换马匹，此为“官茶”;而茶商由产地贩运交售给茶马司的茶叶，须向户部纳税请领执照，称为“请引”。每“引”规定可贩茶100斤，纳税200钱;不及“引”者，谓之“畸零”，另行发给“由贴”。无 “由引”及茶引不等者即为"私茶"。当时朝廷为鼓励茶商贩运茶叶，每次将运到茶马司交割后，都奖给茶商;上引附茶700斤，中引560斤，下引420斤，作为酬劳，由他们自己出售或换马。因此种酬劳是在正茶(即交割的茶)之外附发的，称作“附茶”。以后用谐音“茯”代替“附”，便出现了“茯茶”，相引至今。
“丝绸之路上的神秘之茶”--茯茶作为黑茶中的贵子，最与众不同的就在于其中具有的“金花”成分，在黑茶类中，茯茶、藏茶、普洱等都一直主销边疆地区，所以也被称为边销茶，但边销特征最明显的要数茯茶。
黑茶是六大基本茶类之一，属于后发酵茶，能够随时间的推移慢慢地陈化、香醇，有助消化减肥和补充各类维生素、微量元素等。黑茶总是和边销茶这个名称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黑茶多数销往西北、西南市场，其饮用人群主要是食用牛肉、羊肉、奶酪等高脂肪食物和缺少蔬菜、水果等高维生素、微量元素的边疆少数民族。
所谓“金花”，就是在原料的加工中通过发花这么一道特殊的程序，专门在黑茶的砖块中培养一种叫做“冠突散囊菌”的冠突曲霉物质，俗称为金花。金花干嗅便具有一种黄花的淡淡的清香味道，而将带有金花这种特殊菌类的茯茶泡饮时，那种花香便融入茶汤之中，化作茶的滋味而更加醇厚微涩，清纯不粗、口感强劲。当然，金花还可以有效地促进调节新陈代谢，起到保健和病理预防作用。因其药效有如土茯苓，加上茯茶的口感特别，并以“茯”字命名，因此有人误以为茯茶中有茯苓的成分，但实则是金花的菌花香和其独特的药理作用。
秉承陕商文化，谱写明清边茶贸易辉煌，陕西作为古代“茶马互市”的重要场所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茶政施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和边境贸易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中国自宋明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饮茶文化的重心也随之东移，陕西长安作为茶文化中心的地位也逐步动摇。但伴随着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陕商抓住机遇，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走出来一条辉煌的边茶贸易之路，为中国茶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陕商作为西部商业资本集团，主要从事边茶、边盐、边布，尤其是明清时期陕商的力量最为强大。“椎埋去就，与时俯仰，变化有概”是陕西商人留下的一条古训，充分显示了他们以智求财，深谋远虑的传统。
这种从商理念，使他们即使遇到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陕西商人也能够从中获利。春秋战国时，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明清时期，精明的陕西商人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绥德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音预，卖的意思)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陕西商人因为资金雄厚而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商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póu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富丽堂皇的陕西会馆。
明清时期的茶马交易按其政策需要可分为西北边茶和西南边茶，明初首先行于陕西，明政府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而在陕西实行的茶马交易特殊政策，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陕西茶的产量明代13万斤，西北边茶作为军事物质专营，陕西茶叶的生产有一段“榷茶时期”，洪武4年规定民所收茶官给价，令有司收贮，这样民不得其利，私茶难禁，到了成化5年只得放宽政策一部分茶叶进入了商品流通，即提准陕西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陕西茶叶开始走上商品化道路，到弘治3年又进一步“开中边茶”，由官收官销改变为官督商销，使得西北边茶进入了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从湖南到陕西，再从陕西到甘宁青经营茶叶贸易的基本上都是陕西商帮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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