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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说：“贸易总是从人们对它进行打压的那些地方退去，同时又在不损害它的平静的那些地方重新恢复起来。”
不管是低级的“以物易物”还是高级的“国际贸易”， 从根本上来看，贸易行为的最初动力来源于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对商品的需求。而同时，保障贸易能够正常运行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应该是：承认并保护私权。
肇始于13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让人文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且坦诚的接受了私有制对自然法则、社会权力、权利赋予、法律诠释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巨大影响。
在此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新兴国家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领土扩张和世界贸易上。而这两点其实归于同一个原因：鼓励和追求私人利益。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沙俄在17世纪初不断向东扩展，几番侵入外兴安岭、黑龙江流域，与清朝发生边境冲突，最终爆发雅克萨之战，不过是当时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大背景下的一系列正常反应。
17世纪到18世纪的一百年时间里，俄罗斯从罗曼诺夫沙皇时期的封闭小国扩展为了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世界强国。
而与此同时的清朝，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梦，并且基于整个统治阶级的“傲慢与偏见”，将国际贸易归结为不过是宗主国与番邦的赏赐和进贡而已——当然，这种对自己国家的过分自信，由来已久，并不是清朝的专利。而主流意识对贸易的漠不关心更是“古已有之”
纵观整个中国思想史，从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开始，中国文化走向了一条没有“人”，只有“人伦”的道路。每个中国人都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存在，只能有“仁、义”，不能有“利、益”。正如晚清国学大师刘师培先生所说的，有官吏而无政府，有朝廷而无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有道德而无自由。
同时，“以农为本”的重农轻商思想一直是这个国家立国的基本原则。虽然大家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注：《史记·货殖列传》），可是，“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名、对商人的歧视千年未变。而且，真正掌握商贸者命运的，永远是专制政府。所以，中国人羞于言利，不愿为商，而要千方百计进入政治领域。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俄罗斯对资源和贸易充满了渴求。于是，从明末、清初开始，不断派使臣来华，以了解中国的财力、兵力、对外战争、城市、矿产资源、道路，以及同中国通商的可能性。但因清廷方面纠结于进贡物品、接待礼节，或者俄国使臣行为不端等原因，俄罗斯的使团或被皇帝拒绝接见，或得到接见，但只是以进贡国来对待，不谈及贸易问题。这样，早期的俄使来华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种漫长而对双方都无益处的情况直到1689年，即康熙二十八年才真正出现了转机。
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中俄两国在政治、文化、贸易等领域的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这段“和平时期”，中俄商业贸易开始有了大力发展。
当时，中俄商贸活动最主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商队贸易，一种是边境贸易。
在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时间里，中俄商队贸易一直是中俄经济贸易的主要形式，同时清政府对俄国商队的优惠政策更加鼓励了俄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积极性。
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时常有俄国商队来华，每个商队有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注：后来清政府出于维持贸易秩序和减少俄国商队食住费用，限定俄国商队人数必须控制在200人以内，每3年才能来一次北京。）他们携带着从西伯利亚得到的大量毛皮货物来换取中国的金银、瓷器、绸缎、棉布、宝石、大黄等，获得巨大利益。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里记载：1691年以普洛特尼科夫（注：关于这支商队来华时间和领队人，与俄方相关资料有出入。此处存疑。）为首的俄国商队来华，售出货物总值七千五百六十二卢布，带回去的中国货物总值达二万三千五百九十一卢布。后来，莫洛多伊为首的商队，也以价值五千五百九十二卢布的货物，换回了价值一万二千七百四十五卢布的中国货物。
而俄国方面对此事，却有不同的表述：《涅尔琴斯克条约》（注：即《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俄罗斯与中国贸易联系的第一个基础。但是，该条约只是对中国人有利而已，而对俄罗斯来说只是有微不足道的直接后果和未来大量的不良后果。关于贸易：我们失去了或许能够改变目前俄罗斯和中国贸易关系状态的阿穆尔地区（注：即黑龙江流域），同时又将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置于另类状态当中。为什么会如此不成功地结束了与中国的交涉，我们可以从签订条约时的背景状况中看出原因来：条约的全部条款都是被迫同意的，在这里根本谈不到我们的权利。（注：摘自[俄]阿·科尔萨克《俄中商贸关系史述》）
每个写作者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祖国优先”的写作立场，这无可厚非，但我们从实际情况来看，彼得大帝似乎比阿·科尔萨克考虑的更现实，也更长远一些。当戈罗文代表俄方去尼布楚谈判时，彼得大帝授予他的训令明确表示，戈罗文有权做出重要的让步，以求能和中国达成和平，并开始贸易。
彼得大帝并不寄希望能在谈判中得到多少领土之类的益处，他更关注的是开通与中国的贸易将对俄罗斯产生的重要意义：当时，大量的皮货如潮水般的从西伯利亚涌入莫斯科，而对于这些货物，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多少有效的措施来进行销售，因此，俄罗斯只能将注意力转向具有强大购买力的中国市场。这也是《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年，即1692年，彼得大帝即派商队前往北京的原因。
1692年，彼得大帝派出了第一个商队由莫斯科出发，由荷兰人伊泰斯（注：此人的名字有很多译法，常见有：伊涅斯、伊杰斯等。）带队，带着彼得大帝的国书以及一个近两百人的庞大队伍，经过整整一年的艰苦跋涉，途经了西伯利亚，穿过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南下到达北京。康熙皇帝在紫禁城设盛宴接待了来自俄罗斯的商队，并承担了整个商队在北京的食宿费用。
这个商队除了在北京销售货物外，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请求清朝准许俄国商人可以自由的在满洲各城市进行商贸活动。康熙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并保留了一些限制条件。从此以后，俄罗斯商队除了北京之外，开始带着货物出现在中国的齐齐哈尔、乌兰巴托等地。至此，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经常性的商队贸易，终于建立了起来。
资料显示，从1692年第一个商队开始，到1755年禁止俄国商队来北京贸易为止，俄国共向北京派出商队十个，商队每次的贸易利润至少在几十万卢布以上，十分可观。
后来，商队贸易的衰落，除了因为1755年乾隆下令终止商队进京贸易之外， 还和1728年中俄之间签订的另外一个条约有更大的关系。
签起条约来从不手软的清朝在1728年，即雍正六年和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
《恰克图条约》签订时，俄方的谈判要点主要有四点：与中国缔结商约；划分边界；答应送回中国私逃者及非法逃离中国的人；要求东正教传教士在北京的居住权。
俄国方面将条约的重心都放在了尽快恢复从1722以来被清政府完全中断的贸易，并确立更牢固的贸易关系。
关于1722年康熙皇帝下令终止中俄贸易的原因，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清朝方面一直以来对中俄贸易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俄商带来最多的商品是皮货，而中国北方本生出产皮货，南方各港口又有大量的欧洲商船运来皮货，所以中国并不太需要俄国的商品。其二，俄商在华行为不端，经常闹出纠纷，让清政府很不满。其三，俄罗斯一直不愿解决清政府最关注的边界划分和逃人问题。
出于上面的原因，康熙皇帝下令把所有的俄罗斯驱逐出中国境内，并停止商队贸易。同一年，康熙帝辞世，雍正帝即位。雍正帝向俄方承诺：一旦精确而无争议地划分了双方的边境，并确定永久性的双方边境贸易地点后，即恢复与俄罗斯人的贸易。但俄罗斯方面认为拖延边境问题可以取得清政府更多的妥协让步和利益，所以，迟迟不愿与清政府合作。
俄中贸易就这样终止了三年。1725年，俄国叶卡捷琳娜一世即位，她迫切的希望恢复并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而此时的清政府出于避免沙俄与准噶尔叛乱分子勾结的考虑，也想尽快划定界限，维护边境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派出使团前往中国，以期能和清政府达成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协定。
经过一年的长途旅行，俄国使团于1726年底到达北京，之后中俄双方在北京进行了六个月的谈判，达成了共识。双方决定在边界上继续谈判并举行签约仪式。1727年9月1日，双方签订了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协定的《布连斯奇界约》。1728年，又签订了《恰克图界约》,条约共十一条内容，除了协定边界、逃人、宗教、外交等方面外，还有对商贸关系的协议：“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楚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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