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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茶《茶叶战争》第一章：1840年的茶叶战争：第三节：茶叶、银子与鸦片。二、白银流失的恐慌。
通过茶叶，大清赚到了不少银子，这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但因为鸦片，大清丢了不少银子，这就引发了清政府强烈的关注。
远在1729年，雍正就下了一道禁烟令，明示鸦片为违禁品。这份禁令只是针对国内从事鸦片买卖的人，而不是普通的吸食者，也与经营鸦片的外商无关，属于内禁范畴。惩戒措施主要为：贩运鸦片枷号一个月，然后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判死缓，从犯则杖一百，流放三千里。这一时期，鸦片进口量还很少，主要用作药材，税收也不多，每百斤税银三两，再加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
到了嘉庆年间，清政府发现鸦片带来的社会问题不小，于是，不仅增加了对国内吸食鸦片者的惩戒，还增加了对夹杂鸦片的外来船只的惩罚，这一时期清政府采用的是内禁与外禁的双重措施。日本学者井上裕正研究发现，从雍正到嘉庆中期，鸦片问题都与民俗民风有关，鸦片连同赌博、奢侈、邪教等被视为人心从恶的一种劣习，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必须从严加以禁止。许多官员把买卖鸦片等同于加入外教罪处罚。从雍正后期到道光年间，鸦片问题变得迫切，主题便直接切入到白银流失的问题上。
早期关于白银流失的争论，主要围绕以广东十三行为首的洋商用高纯度的纹银(马蹄银)换低品质的鹰洋(西班牙银币，后称墨西哥银币)而造成白银流失的问题。许多官员对洋商发难，要求他们采用“以货易货”和“以洋银易货”以减少或杜绝国内纹银流失。“十三行”是清政府授权的外贸机构，成立于1687年，由清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改制而来，主要由粤海关的富裕商人组成，代表清政府履行海外贸易职责，具有唯一性特征，高度垄断了各种进出口的货物。关于“十三行”的著作很多，以20世纪30年代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最为著名。十三行的洋商办理出入口许可证，需要20万两银子，且财务之间需要相互担保，是晚清从商最高级别门槛。十三行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两个福建人——伍浩官和潘启官。
十三行组织结构为：两广总督和广州巡护(权力机构)——十三行洋商(中层代理、担保)——本国和外国商人。1759年，乾隆下令外商交易必须在广州，故这里成了对外贸易的唯一地。负责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在华设有管委会，这个管委会若要买卖货物，必须与十三行对接。
清廷“银子可以控制”的认识，就是建立在十三行高度垄断对外贸易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只要在贸易层面上加以限制，就能控制住银子流失。但其后随着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入，清廷内部的许多官员发现，把罪责推给十三行是不对的，鸦片走私才是导致白银外流的元凶。
尽管程含章和包世臣分别在道光三、四年提出白银流失与鸦片有关，但当时白银流失问题的严重程度不足以令道光重视。只有皇帝觉得自己的钱袋子出了问题，他才会积极介入。于是就有了弛禁派和严禁派的那场著名争论。
1836年(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率先发难，他上奏《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和《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主要内容为以下几点。
一是鸦片传入中国有史可查，从明到清都是突出其药用价值，但鸦片是成瘾品，久吸食必生祸害。
二是鸦片在大清的历史。乾隆前，鸦片入关，缴纳关税后，用来交换茶叶等货物，走私者则以纹银交易。嘉庆初年吸食鸦片，只是罪至杖责，但其后在徒、流、绞等重典严罚下，吸食者反而遍布天下。在嘉庆初年，来华鸦片不过几百箱，但至道光年间，猛增至2万余箱，估计岁耗白银上千万两。以前夷商带洋银到中国购货，沿海之民获利颇多，但现在夷商私售鸦片，根本不用带资金，反而赚走了纹银。以前每两纹银可以换钱千文，现在每两竟能换一千二三百文，银价有增无减。若任其发展，必然会“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能容纳30万个鸦片球的仓库
三是与诸国通市不可断绝。首先，贩卖鸦片的只有英国人，不能因此断绝与其他诸国悠久的互市传统。再者，濒海还有数十万依赖互市为生的民众，他们的生计问题要考虑。最后，夷商在大洋外，随处可以停歇，无从阻断其贸易之路。
四是律法不能从根本上禁止鸦片贸易。大清禁烟不可谓不严，但法越峻胥役之贿赂越丰，棍徒之计谋越巧。两广总督阮元严办澳门叶恒树就是例子。夷商在无可落脚的情况下，便选择了伶仃洋为据点。这里水路四通八达，各种私运船只络绎不绝，屡查不禁。重贿关卡，杀害官兵，冒充官兵，栽赃陷害……走私者各种伎俩都使出来，不畏法者大有人在，致使良民受害者不可胜数。这些都是在严禁鸦片走私后才出现的情况。
五是吸食鸦片的人群。吸食鸦片的人，要么是一些懒惰无志、无足轻重之辈，要么就是一些命不久矣的年迈之人。“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大卫之防，早为之计。”
六是鸦片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纹银购买。闭关不可，徒法不行，惟依照旧例，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纹银购买。纳税之费少于行贿，夷商会更乐意。洋银与纹银一样，禁止出洋，有犯被抓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冲赏。文武官员、士兵有私食者，立即革职，但免其罪。上司要是纵容手下吸食，也要查处。对民间的贩卖者和吸食者，一概不论。
七是主张内地种植鸦片。内地种植鸦片，已有先例，后因律令废止。内地鸦片，比之洋烟，性温和、价廉，食之不伤人，又容易断绝。来自吕宋的旱烟本土化后，早就不用从吕宋进口，这是一例。内地种烟更大的好处在于，夷人贩卖的鸦片将无利可图，自然解决了白银外流问题。况且，种植鸦片不影响农民的耕作。
八是弛禁鸦片不违朝廷政体。
道光帝拿到这份奏折，有些心动。他特别圈点出第二要点，发到广州，征求邓廷桢等人的意见。
邓廷桢、文祥等人看到许乃济的奏折，心里乐了。鸦片弛禁论，在广州一直很流行。许乃济出任过两广盐运使兼署广东按察使，对这里的情况再熟悉不过，何况之前便有同乡何太清对他建言，鸦片开禁对清廷大有好处。广州学海堂书院的教官吴兰修曾写过《弭害论》的策论文，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许乃济奏折中的许多论点都出自《弭害论》。
邓廷桢的前任卢坤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卢坤提出鸦片走私“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屡经周咨博采，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关，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售卖纹银者。有谓应弛内地栽种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其被革职后，邓廷桢一直对这个问题隐忍不发。
现在有人打出第一枪，他们自然不会错过附会之机。“立制贵乎因时，为政先宜除弊，若除弊而弊益甚，则不得不筹变通之策。”这变通，就是鸦片弛禁政策。他们完全赞同许乃济的主张，鸦片问题越管越麻烦，两广总督越来越难当，邓廷桢之前的两任两广总督李宏宾和卢坤都栽在鸦片问题上。
广东军政方面拿出了九条意见，都是针对许乃济意见的具体措施，“如蒙谕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细则为：一是以货易货，应计全数抵算，不准影射；二是水师巡船及关口员役，宜责令专在隘口稽查，不准借词滋扰；三是洋银应照旧章，仍准带回三成；四是鸦片应与其他洋货一样交易；五是额税宜遵旧章，不必加增；六是鸦片价格不必预定，随行就市；七是内地各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八是内地栽种罂粟，应稍宽其禁，俾使土烟对洋烟有所抵制；九是官员、士子、兵丁不准吸烟，其余宽其禁令等。
十三行也上书总督府，表示支持许乃济。在弛禁论方面，广东各界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自阮元高调严禁鸦片以来，从事鸦片贸易已经成为最有风险的行业。
根据同期义律与英国外交部大臣巴麦尊的信件往来，英商和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合法化高度认同，一点也不介意未来会陷入与中国本土鸦片的竞争中。他们把许乃济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四处发放，这大约是许乃济得以进入卡尔·马克思视野的原因。英国政府并不赞同鸦片贸易，尤其是鸦片走私，中国政府居然把鸦片贸易合法化，这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1838年6月5日，巴麦尊给义律的信里写道：“我必须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因为英国臣民能够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的目的而进行干预。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