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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村风云三十年|最惨淡真实的芳村茶商故事:有人腰缠万贯,有人妻离子散

2019-04-04 访问量: 30 茶礼仪网

芳村风云三十年|最惨淡真实的芳村茶商故事:有人腰缠万贯,有人妻离子散

接作者上文《芳村风云三十年:芳村源起》。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带他去芳村,因为那里能让他三更穷五更富;如果你恨一个人,也带他去芳村,因为那里能让他倾家荡产、债务缠身……

这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地方,到底上演了多少茶商的财富故事,又展示了多少深陷迷局的警世恒言?本篇刊发芳村风云三十年:茶商篇,将为你从四个人的真实芳村故事来层层剖析。

芳村故事第1人:老杨——儿女出国留学,坐拥18个商铺

芳村,之所以被称为“芳”村,是因为一直以来,鲜花就是芳村地区的一个传统产业,其历史可以追溯至南汉。

广州素有“花城”之名,而与广州老城区一江之隔的芳村,被誉为“岭南第一花乡”,坐落在芳村五眼桥村的岭南花卉批发市场早就是全国最重要的花卉集散地之一。

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在芳村茶市形成之初,有相当一部分经营户原本在附近的马路市场上做着花鸟鱼虫之类的小生意,其中有些人因为商业触觉的相对敏锐,掌握先机而成为了茶市的第一批淘金者。

芳村风云三十年|最惨淡真实的芳村茶商故事:有人腰缠万贯,有人妻离子散

来自河南,至今已在广州生活了24年的杨运宽(以下简称老杨)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是1991年来到广州的,那年我刚16岁,广州在我眼里真是一个神奇的大城市,因为什么都有人买,也什么都有人卖。打个比方吧,你就是去倒卖香港“四大天王”的演唱会门票都能发一笔。”

“我在这里认识了我的妻子张梅,她是宜兴人,来广州跟着家人一起卖宜兴紫砂壶为生。”说这话时,老杨正在他的“运宽陶艺行”里擦着店里的紫砂壶,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回忆当年的情景。

“我们早的时候,在荔湾区青萍路的马路市场做过花木生意,到1999年时老城改造,广州的马路市场一律撤销,我们就搬到了芳村市场做紫砂壶的生意。喏,就是那边的芳村茶业城,它的前身是一个简易市场,我们就在那里摆摊。茶业城在去年因为租金涨得离谱,有好多人闹罢市,影响特别大。”

老杨说着,指了指不远处一座漂亮的建筑,而但凡经过芳村主干道的司机,一抬头就能看到楼身上的五个大字——芳村茶业城。

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土

老杨夫妻的生活过得非常简单,二十多年来,他们像全中国绝大多数做小生意的经营户一样,除了春节休市,基本就没有过休息。

“习惯了,店不大犯不着请人,我们忙得过来就自己做了。”老杨的妻子这时递过来一盒饼干,是澳大利亚特产,她笑着说,“女儿们都在澳洲上学,这是寄来孝顺我们的,你们尝尝看。”

夫妻俩的目光都落在了张梅的手机屏保画面上,那是一个长得像明星杨幂的甜美女孩。老杨用手指慢慢摩挲着手机说:“这是我家老大,1994年生的,现在澳大利亚学精算。1996年生的老二也在那边,学医护专业。我们文化虽然不高,但孩子们让人安慰。”

坚称自己只是做了一份小生意的老杨,现在的店铺位于芳村的“博雅水岸新市场”内,这里左邻右舍经营的大都是各种类型的茶器具。老杨的店在其中相对显眼,有240平方米,一年租金在30多万元。

茶叶么,不像我们卖壶卖器的,早年有8~10平方的也能做生意,只要有人脉就能做起来。像我们最早来的时候,也才24平方的店面积,不过租金就便宜了,只要一千多块。”老杨一边说,一边又习惯性地擦起了紫砂壶。

带我们来看老杨的朋友这时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袖,告诉我们其实在芳村低调的老杨夫妻身家并不单薄——他们在芳村市场里买了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店面,在老家还买了17个商铺。

“半辈子省吃俭用不休息赚的钱,都买了房子。”这是朋友的总结,却也是老杨这类型生意人的必然选择——对来自乡土、且并无专业知识和技术特长的新中国第一代城市移民来说,唯有最传统的置业方式才能带来最真实的安全感。

“二十多年过去了,广州还是广州,家乡却也变了,但我们老了还是要叶落归根。而孩子们有她们的世界,我们有我们的生活。”老杨一边看当天的电视新闻,一边感慨说。

在他身后,一架老式台扇正嗡嗡地响。

芳村故事第2人:柯茂松——经历了沸沸扬扬的罢市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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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老杨的店出发,来到了他口中闹罢市的芳村茶业城,一进门就感觉到这里的气派瞬间高八度。宽阔敞亮的一楼中庭、全透明高挑的阳光天棚、气派的四层回廊、精装的各种品牌形象店鳞次栉比进入眼帘,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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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村罢市去年闹得沸沸扬扬,导火索就是芳村茶业城经营户接到的巨额续签费通知。”我们在芳村茶业城的三楼,找到已在这里开了五年茶具店的八和茶器创办人,也是独立设计师的柯茂松。

他一提这件事就特别无奈:“我接受过几轮媒体采访了,真的是因为生意难做,开发商单方面大幅度地提高租金成本,让经营户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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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柯茂松已经是芳村第二轮进场的经营户。他在2005年结束了青岛的礼品公司生意来到广州,刚开始在南方茶叶市场接了个小店,2009年底迁入经过改建升级的芳村茶业城,经营自己的手造茶器。

他在三楼有个127平方米的店面,实际上除去公摊的使用面积是90平方米。五年多的时间,租金从每月6000块涨到了15000块。而这其中,并不包括具有芳村特色的续签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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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开发商突然通知大家,要一次性收取38万元的续签费用。这一下茶城一楼的商户全部不干了,大家集体罢工两天,还引来国内各路媒体轮番进行曝光。最后开发商不得不让步,续签费打8折,然后由一次性支付改为分摊到每个商户的租金合同期内每月支付。而这边的合同期一般在三到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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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茂松坦言,其实引发商户罢市的并不仅仅是费用上升,而是近两年来,由于周边城市不断有新的茶叶市场涌现,整个芳村的人气在大幅度下降,交易额下跌,客户锐减,许多人正怀着飘摇不定的心态不知何去何从,而开发商的涨租只是点燃了大家对未来的集体恐慌。

陷在茶城中的手艺人和他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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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的时候三楼一半是空的,散客基本不上来,整个芳村茶业城没人做清一色的景德镇手造瓷器。因为广州传统上是个非常平民化的城市,大多数人不习惯要为更好的原料、独特的设计、用心的工艺以及高超的审美去买单,大家平时用的是餐具批发市场那种几块钱一个的流水线产品,而我们就算一般品茗杯的售价也要一两百块。

当时整个一楼二楼的经营户,卖的茶具就是附近潮州、德化那种成本低廉的杯子盖碗,因为流水线生产,和我们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语。卖茶叶的也是这样,只要市场某类茶好卖了,保证不几天大街小巷打着一样的招牌,同质化竞争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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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茂松说自己最落寞的时候,是刚进来那两年——每天市场八点开门,而他七点半就到了,在店里什么活都干,生意却冷冷清清。而他张望一楼二楼的商户们,无论卖茶叶茶具都做得红红火火,他就看着别人热闹。

“那时特别是二楼的茶商们,一天进帐十几万的都有,而我做一个月都没有十几万。后来有些不理解的人甚至是竞争对手还跑到楼上来看我,看这个店怎么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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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茂松满怀感慨,但也有些释然,因为几年下来,三楼的茶器经营户已由原先近十家到最后就留下了八和一家,二楼的也在陆续撤离。另外他发现从去年以来,自己的个人顾客群体正在大幅度上升,而以往针对茶庄茶馆以及一些茶具分销商的传统渠道并无太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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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已经由大众化时代进入了精众时代。这样下去,我会考虑加重手造瓷器的艺术成分,强化这个品牌的设计师属性和美学调性,真正向一个小众化、个性化、有鉴赏和消费能力的群体做深耕。我在想如果时机成熟也许会离开芳村,把日常运营交给团队,自己专注做原创开发。”

偌大的芳村茶业城内,我们绕了一圈又一圈,在二楼拐角一个写着“买一件典藏茶,获10万贷款”的展架前停下脚步,打量四周一片空荡荡的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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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从邻近店里探出头看一眼又退了回去。而市场回廊面对中庭的墙面上,几幅简单粗暴的标语昭示了这个茶城的生存状态。

芳村故事第3人:潘新——从老茶客变成了茶叶品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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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深层次地寻访芳村的命运和轨迹,经过辗转联系,我们见到了老茶客潘新——在广州一个高等品质的住宅小区内,他的经销商张建青开了一间品茶工作室,里面摆了琳琅满目的普洱茶

而身为老广州人的张建青,原是广州移动的职工,近年来才正式涉茶,而她从一开始就远离芳村。因为在张建青眼里,做茶叶是在为自己的社交圈服务,为那些本来离茶颇远的朋友们,提供一个有话题可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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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2005年成立的品牌‘困鹿山’,欢迎品鉴。”笑容可掬的潘新,普通话里带着广东白话的痕迹,已近六旬的他说起芳村往事,和整个广州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上世纪70年代国内包括广州基本上没有什么零售的茶店,你要买茶就要凭票,我们那时能买到一两块钱的红茶就很开心。”

“后来到80年代初政策松动了,就有一些人(最早是广宁人)拖家带口甚至带着整个村的人来广州做茶叶生意。那时候都很简陋的,卖茶的就在马路边上搭个棚,后来盖成房子,谈不上规章更说不上规划。你看现在芳村还有那种路边的老房子,但是拆了好多了,听说拆建后原地还要盖新的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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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新所说的80年代,是芳村市场的野蛮生长期——绿茶、红茶、普洱茶什么茶都有市场,价格便宜,交易欣欣向荣。

“以前广州这边喝的主要是绿茶、红茶,还有潮州的单丛,再后来大家喝铁观音,那时很少有人特别注重普洱的。我们真正意义上有管理有规模的第一家市场是南方茶叶市场,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

“那边早期也以经营绿茶为主,可以说全国的绿茶都在销,价格很低。而那时候勐海茶厂的普洱茶才几块钱一斤,一直到2004年以前基本上都没人炒普洱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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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新喝一口茶。他是一个老派的茶叶发烧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去过云南,从90年代开始热衷于茶,身边聚了一大帮茶客。在喝茶玩茶到了一定段位后,他想尝试自己做茶,于是就在2005年到云南普洱市注册了品牌“困鹿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下可以想压什么就压什么,想做什么原料就做什么原料”。

说到2006年的普洱茶市场,潘新记忆犹新:“2003、2004年的时候,普洱茶市场都一般般,你拿勐海茶厂的茶来卖也是10块8块一片,真正炒起来是2006年的下半年,价格一路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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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7年4月份就是猛涨,那时出现芳村店里人人手里都有普洱茶这样一个场景。你都不用推,因为没货,有货基本也给别人搬走了,有多少茶卖多少茶,炒得太疯狂,一天一个价。那时有人把普洱茶的价值吹到了天上。”

2007年的中国普洱茶市场,可以分为前半场和后半场,分水岭就是4月末的某一天,忽然所有人都发现,普洱茶不好卖了,自己堆了满仓、满房的各种名头、各样包装、各种来路的普洱茶,一下子没人要了。

芳村故事第4人:何生——爆仓了一千万,最终妻离子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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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是风一样地涨,不管什么茶、不管哪家的茶,只要说是普洱茶就随便涨;后来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跌,跌到整个市场都没人敢接货。”

坐在“运宽陶艺行”里的老杨回想当时情景不住叹息,“我有很多老乡本来不是做茶的,都忍不住诱惑被卷进来了。就说整个市场做紫砂壶的同行,有90%加入了普洱茶的炒作,我特别庆幸自己当时忍住了手痒,没去赌这一把。”

“那个情况到现在我都忘不掉。嗳,那边的靓仔,来两客肠粉加猪杂粥。”我们在芳村茶滘一带城中村的某家茶餐厅里,采访了不愿透露姓名、如今已离开茶叶这一行的何生(化名)。他招呼我们喝粥,热乎乎的气息里食材虽然不算太讲究,却秉持了广州这座城的一贯美味。

“你问我2006年开始的普洱茶热炒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当时那种模式呢,是一开始炒作的人,他有一批货,可能是一万件,但因为他是垄断的,是同一个批号或是同一个牌子的,他就整个收下来。然后他可能会拿出来300、500、1000件的量,就投一批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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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出货时可能是1000块一件,然后过个两三天,就会有人来街上问有没有这个品种,你有,那我就给你1050元,你有几件,那他就拿走,你就有钱赚。”

“之后你觉得有钱赚又叫别人帮你运过来,然后又有人找你买,变成1100元/件,你又赚了就再拿几件,这样反反复复地有人买,你就不断进货不断加价,这样市场出货量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高,许多人都对炒普洱茶有了兴趣,而且认定这是个稳赚不赔的生意。

贪婪背后就是黄金下的陷阱

在芳村街上,当时不止茶庄茶店,连所有的餐厅门口都堆满了普洱茶,街上送货的车夫也买货卖货。而且一开始只是炒作一两个名牌的普洱茶,到后来全民都来炒,只要是普洱茶就涨价了,就连假的甚至是坏的根本不能喝的茶,它也在涨价。

那个情形,就像90年代深圳证券交易所行情最火爆时,全社会都来炒股票的感觉。其实说到底,这样持续的炒货是因为一直有人在背后操作,炒了半年,可能把一件货从1000元炒到5000元,等到5000元的时候,他就把剩下的全部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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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原理讲起来不复杂,就是有人一边哄抬这个价格,一边他这个货物是囤积不卖的,普洱茶在市场的流通就是那点量。于是在发财效应的催眠下,市场里每个人都想买,但就是买不到货,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有钱赚,这一箱茶叶我一天就能赚1000块,可是他最多就给你几件,你想拿50箱,对不起没有。”

“可是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涨到5000块他的心理价位到了,那你要50箱他就有了,他一次性就全部把库存放掉了,清了。这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

何生在讲述这一切时,显得很平静,让人想不到他有过爆仓一千万的经历。而他说那场风波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为了还债他估清店铺,为了不影响妻儿的正常生活和妻子离了婚,告别了自己不到六岁的儿子。而他出国打拼,一切重头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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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正常的,你想这样疯狂地炒,很多人的资金都崩掉了。跑路的人也有,但更多人是被茶叶死死套在了高位动弹不得。痛苦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手里拿着当年的茶,一生财富就这样化为了泡影。所以人啊真的不要太贪心,有多少钱是你该赚的?赚多少钱才够?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刚刚四十岁的何生,一半白了头。他点一根烟,手机铃响几次,都被他按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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