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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南茗佳人摄
接作者上篇：关河贡茶：六百年香气氤氲（之一）一片树叶演绎的文化
翠华寺所处的翠屏山岩壑幽深、云雾缭绕，“云雾山中出好茶”的民间谚语似乎是为大关翠华茶而生，也为翠华茶成为贡茶打下伏笔。在后来的名称演变中，翠华茶一度被称为翠华贡茶。
但是，在公开资料里，让翠华茶为人们所知的两个事件叙述极其简略，简略至一句话。
2018年7月2日，踏访了翠屏山茶树种植区后，我致电大关县政协文史部门，咨询对方，能否找到翠华茶成为贡茶的详细资料。对方回复说：“县农业局退休的一个老同志应该清楚这一段历史，他叫吕宗荣，要不要联系一下？”我和老吕一听，都同时笑起来。“在大关，有关茶的话题最后都会找到我。”吕宗荣说。
吕宗荣知道我的用意，他抱歉说，我也不知道翠华茶成为贡茶的具体细节，1915年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二等商标荣誉也没有更多叙述，也许大关县档案局能找到一些线索。
大关县档案局工作人员找出的《大关县志》也并未给出我们想得到的答案。摆在案头的是正中书局印行的第一部《大关县志》，由张维翰审定，张铭琛主编，出版时间为民国36年（1947年）12月。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张维翰，曾为国民政府内政部政务次长，时任云贵监察使。这一版本的《大关县志》卷十一商业志部分记载：“本县当滇川孔道，出口为农产品及药材，入口则为日用各物。”
记载传递出两个信息：大关是云南与四川往来的必经之道；大关的农产品及药材进入市场贸易。但作为农产品的茶叶是否属于贸易种类，并未提及。
中国近代史上，1864年、1915年分别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大关翠华茶与这两个时间发生的事件存在某种联系？
这或许要从大关两个历史人物说起。
咸丰五年（1855年），大关年仅18岁的唐友耕为避祸，投奔蓝大顺的农民军，成为游击营余丁（余丁即为未成年人兵丁）。后来，唐友耕在叙府（今四川宜宾）投奔清军升至总兵。同治二年（1863年），年仅26岁的唐友耕率兵于大渡河畔抓获石达开，清政府授其云南提督官衔，光绪六年（1880年）任四川提督。
有趣的是，一路打杀官至提督的唐友耕，后半生生活方式却发生逆转。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的《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一书，作家蒋蓝用田野调查方式，记录了唐友耕的每一次人生转折，解读了唐友耕后半生为何致力于嘉惠学林。在四川成都，唐友耕的影响远远大于云南昭通，其后人在四川文化界比较活跃，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位居提督的唐友耕出于什么真实原因改变了生活方式，不得而知。2017年7月19日，《华西都市报》所刊文稿《大儒王闿运与四川提督唐友耕的莫逆之交》称：“莫总兵送烧猪鹅鸭，无所用之，以与唐帽顶。”唐帽顶是唐友耕的另一称谓，该文称：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莫祖绅总兵央请王闿运为其“募修北路”而写序，大热天竟然送这等粗糙食物，王闿运还可以用来做顺水人情，这固然是王闿运第一次给唐友耕送礼，而唐友耕回赠的礼物不过是甘甜的昭通梨子。
《华西都市报》刊发的文稿有点意思：一是作为提督的唐友耕与更高层次人物有过密切交往；二是官场礼尚往来送家乡特产是一种规则。可以这样理解，唐友耕可以把昭通梨子作为礼物送出，那么，出生于大关的他，会不会在1863年升至云南提督时，为了打通各个关节，把大关翠华茶送给其他同僚或更高级别的官员，最终进贡朝廷成为贡茶，翠华茶也就变成了翠华贡茶？
这是“1864年为云南进献慈禧贡茶”的推测性解释之一。1864年是慈禧30大寿之年，也是慈禧掌握实际权力的首次大寿。自然，各地、各色人等都要有所表示，在西南边陲滇东北的大关，其茶产品是否就借此机会进入朝廷？
另外一种解释仍然属于推测。作为中国四大佛教圣地的峨眉山，因川、滇毗邻，是翠华寺僧侣朝拜地首选，作为朝拜所需礼品，僧侣们选择了自己种植茶树制作出来的茶叶，情理上也能说得过去。而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与政治总是关系密切，那么翠华茶通过宗教这个途径进入朝廷也并非没有可能。
相对于“贡茶”，翠华茶获国际奖更有确切的背景和信息来源。
1915年，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开凿通航，美国政府在旧金山召开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据可查资料显示，清政府非常重视该次展会，通知各地组织参展。中国很多商品因此走出国门，在世界舞台展示出来。展会上，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获奖。1998年12月出版的《大关县志》记载：1915年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和品评会上，翠华贡茶获二等商标荣誉。
1998年12月出版的《大关县志》是能够查阅翠华茶“荣誉”的最早出版物，我和吕宗荣一致认为，按照史志修编的延续性，这个重大的信息来源可能出现在最早的《大关县志》里。事实上，大关县档案局把古旧的上、下两册《大关县志》摆在我们面前时，这本张维翰审定的县志里竟然找不到有关翠华茶的片言只语。
张维翰与大关这座小县城的关系并非只与一本史志有关。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今大关县城翠华镇的一所四合院里，张维翰出生了。这个在后人记忆里修长、温和的文人，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曾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立法院秘书长、云贵监察使，后定居台湾，任国民党监察院副院长。
1947年，任云贵监察使的张维翰回故乡大关，为大关翠华寺题匾《翠拥华岩》并作对联：风景未全殊，野寺寻碑存旧迹；沧桑经屡易，莲台补桂嗣先芬。临走之际，承诺主持编修、出版《大关县志》，也就是现今大关档案局保存的正中书局印行的第一部《大关县志》。1978年，张维翰在台湾修订出版《大关县志》，共计16卷20余万字。“采集储备，进而加以增修，使吾邑志臻于完善”。次年，九十高龄的张维翰在台湾去世，
1947年出版的《大关县志》找不到有关翠华茶的记载，大关县档案局也没有查找到1978年在台湾修订出版的《大关县志》，这一版本上是否有翠华茶的记录不得而知。解开这一道谜题的钥匙在哪？曾有人建议，要么找到张维翰的手稿，要么到国家博物馆查询清廷皇家档案。
但这最终未能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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