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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召政:茶中的故乡

2019-04-04 访问量: 28 茶礼仪网

熊召政:茶中的故乡

2016年4月23日,第三届中国·英山“云雾茶杯”茶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茗香谷雨·茶话英山”主题论坛在英山县举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多少年前,我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茶是归乡的小路,月是异地的亲人。随着岁月的增长,我不再青春年少,而是两鬓斑白华发满头。但我对故乡的感情却一直未曾改变,岂只是没有改变,而是乡愁越来越浓了。英山是我的家乡,这是一片血染土地三尺红的地方,仅仅在大革命时期,这个当时只有十六万人口的小县,就牺牲了七千余名烈士;英山还是千峰竞秀层峦叠翠的绿茶之乡,2014年,全县的茶园面积达到23.4万亩,与云南普洱、福建安溪一起位列全国三甲。花晨月夕之下,霜雾烟岚之中,看到山冲与河谷间连绵不断的茶园,心中便有诗情荡漾。如果此时漫步其中,耳听不紧不慢的鹧鸪啼声,再沐浴一点浓浓淡淡的春雨,相信你们会同我一样,认为这就是意象中的天堂,是现代版的桃花源。

早在1992年,英山就开始举办茶叶节,每年谷雨前后举行,一直办到2013年,办了二十二届之后,于2014年更名为茶文化旅游节。今年是第二届。尽管我参加过多次茶叶节,但作为嘉宾应邀出席首届茶文化旅游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这还是第一次,因此倍感荣幸。

茶是归乡的小路,因为这条小路,我一次次走回家乡,也因为这条小路,我与来自各地的专家朋友今天在这里相聚,带着不同的眼光,分享共同的喜悦。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茶中的故乡》。我将从四个方面来阐述我的一些研究,一些思考。

1、茶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1996年的秋天,我应邀前往贝尔格莱德参加国际和平笔会,此次笔会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办,共有26个国家的作家与诗人参加,因为波黑战争,塞尔维亚共和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没有汽油供应,整个贝尔格莱德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几乎所有的私人小轿车都无法开动,大街小巷处处停满了废弃的车辆;食品短缺,我几乎每天都能碰到伸手向我乞讨的吉普赛人,当然也有塞族老人和孩子,我也看到教士与修女尽可能帮助每一个落难的无家可归的人。可是,即便这样,塞尔维亚人依然热情、奔放,一到晚上,白日里死气沉沉的贝尔格莱德就会奇迹般地复活,每一个咖啡馆里都坐满了人,每一个画廊或各种艺术馆里都是穿梭不息的欣赏者。这种情绪感染了前来参加笔会的作家与诗人们。一到夜晚,我们会三三两两地结伴,坐在各个不同街区的咖啡馆里品尝咖啡,朗诵自己最新创作的诗。那时,我因为全身心投入《张居正》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浸淫于故纸堆中,故显得有些不合群。而且最麻烦的是,我不喝咖啡,只肯喝茶。我当时带去的就是英山的云雾茶。由于能源紧缺,任何一家咖啡馆都不会提供免费的开水。加之语言的障碍,我无法获得购买开水的便宜,只好用两块美金买一小壶咖啡并说明不要往小壶里放置咖啡。当服务生送上这一壶开水时,我就拿出英山云雾来冲沏。很快,同行们把我当作一个古怪的人。有位自认为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德国女诗人,将我沏好的茶品尝了一口,她立刻做出一种非常夸张的表情,她并不认为清香可口,而是感到苦涩。她殷勤地为我找来牛奶、砂糖,告诉我茶必须这样掺着喝才是正确的品饮方法。这让我哭笑不得,我无法用她熟悉的德语告诉她中国人已广泛使用的沏泡法。而且,随着日后见到更多的国际友人时,我固执地认为用英语、德语、俄语、法语等世界各种优秀的语言来表达中国的茶艺,绝对没有汉语传神,而且还会因为缺乏对等的词汇而无法沟通。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没有语言障碍,因为九百年前他们就从中国输入茶道,大和民族对茶的理解与诠释,已渗透到了语言深处。

二十年前的贝尔格莱德之行,几乎所有的人与事都已经淡忘了,唯一还鲜活地存在我记忆中的只有德国女诗人教我如何品茶这个细节了。我当时并没感到滑稽,但日后回想起来,深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还相当陌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典籍中汗牛充栋,从思想与精神的层面引导了国人的价值观与生存的态度;而烟、酒、茶这三种饮食类的最为普遍的消费品,或可与之对应。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物质与精神密不可分。烟、酒、茶这三种产品兼具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特性。烟草与酒、茶相比,是最晚进入国人的消费领域。十三年前我去香港,金庸先生在油麻地的大班餐厅宴请我,席间探讨明史,他问我明朝史料中有关万历皇帝抽烟的记载,我说正史中尚未发现,但《万历野获编》中却有香烟的记载。那时的香烟不叫香烟,而是叫淡巴菰。把烟草称为淡巴菰,是吕宋语言的音译。1575年(也就是万历三年),烟草由吕宋即今天的菲律宾经由福建、台湾传入中国。四年后,意大利的天主教耶苏会传教士利玛窦把鼻烟带入广东,很快就传入北京。万历皇帝如果吸烟,首先应该是吸鼻烟,最早也应在1573年,那一年他二十一岁,一直严格管教他的张居正已经去世,抱着好奇心,他开始对淡巴菰产生了兴趣。

关于烟草,由于偏离茶的主题,这里不便多讲,但自它传入中国四百多年时间,其快速发展的历史也非常惊人。第二个是酒,它同茶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国粹,见之于官方史料与民间记载的,酒比茶还要早。

《诗经·小雅·大东》里讲到“或以其酒,不以其浆”,稍后的孟子与列子、均说到浆、汤、羹等,这些饮料,或是开水,或是度数很低的酒。从春秋战国以至西汉出土的青铜器中,我们会发现大量的酒具。但最早的茶具的发现,是1990年在浙江湖州发掘的一座东汉晚期的墓葬中,有一只完整的青瓷贮茶瓮,其肩部有一个缺了笔划的“荼”字。所以说,国人饮酒先于饮茶。

虽然,我们都相信一个传说,即神农尝百草发现了茶,但真正茶字的出现却是东汉未年,也就是公元纪年之后,此前,说到茶时都用的是荼字,而荼不仅仅指茶,也指野菜、茅花等。在《周礼》一书中的荼字是否指的是茶,研究者一直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但是到了汉代,荼字含有茶的意义才可以确证,如西汉王褒写于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的《僮约》一文中有“武都买荼”的字样,“烹荼净具”的表述,这个荼字,在此专指的就是茶了。又过了一百多年,到三国曹魏时期,有一部名叫《广雅》的书中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复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对于中国茶文化来讲,这段记载非常重要,不单是时间最早,而且还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一些重要的资料:第一,荆巴的地域概念,即今天的湖北西部与重庆、四川东部的大巴山区;第二,当时已有了专门制作茶叶的工坊,制作的方法是碾压成饼;第三,品饮时,要先烤茶饼,使其变红,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红茶了。今天的普洱茶,仍沿用这种制作的方法使其成为茶饼;第四,烹饮的方法,将茶捣成茶末放进瓷器中(这同时也是最早的关于瓷器的记载了)。1900年前的古人,就知道瓷器是最好的茶具。用烧好的汤(即开水)浇复,尔后加进葱、姜,很显然,这是最早的比较成型的品茶法,不过,这还不是饮茶,而是吃茶;第五,茶的功效是解酒,让人兴奋。

东汉末期,无论是在湖北出土的贮茶瓮,还是关于荆巴地区品茶的记载,说明的是一个问题,即中国的饮茶习惯是从长江流域开始的,并由此拓展到全国。而专门指称茶叶的”茶“字,在唐玄宗作序的《开元文字音义》中正式出现,应该是在公元八世纪中叶。稍后,陆羽撰写《茶经》。这是一部横空出世的茶文化专著。湖北的随州,神农架一带,有很多关于神农的传说。因此,随州被定为神农故里,陆羽也是湖北天门人。这两个湖北人一个发现了茶叶,一个规范了茶艺,在世界茶叶史上,可谓厥功至伟。

从“荼”字混用到专用的“茶”字,我们的祖先用了一千五百年,从第一次记录茶艺的《广雅》到体系完备理论精湛的《茶经》,我们专事茶叶研究的先贤也持续接力走过了一千年。所以说,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经过时间的积淀,岁月的磨砺,时间以打败一切,但时间不可能打败文化。

唐的中晚唐时期,茶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但是,饮茶成为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则是在晚唐开始,在宋朝普及。赵宋王朝建立不久,在公元977年,宋太宗诏令在福建的建州建立贡茶基地,此后一百余年间,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贡茶制度,而且贡茶的品种与范围不断扩大。到了徽宗时期,贡茶数量达到了四十一品二百余种,每年六万多饼,这时的茶饼大小不一,从一斤八个到十二个不等。

我曾说过一个观点:风尚自上而下,风俗自下而上,上下联动是为风气。饮茶在宋代,既是风尚,也是风俗,更是风气。仅在宋代的都城汴梁,大大小小的茶坊就有一千余家。专营茶叶生意的茶行也有两百余家。所以,当时就有人感叹:“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民间产生这样的谚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在国人生活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以至王安石的改革文件中专门有一篇《议茶法》。他在文中论述:“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茶在北宋,既是昂贵的奢侈品,也是低贱的消费品,普通百姓人家,花几个铜板就能买到一饼茶叶,而贡品级的茶,一饼也能贵到几两银子,价格相离百倍之多。品茶的风俗也由后唐五代十国时期的煎茶法过渡到了点茶法。所谓煎茶,即将茶与葱、姜、芝麻、黄豆等同煮,即可用蜂蜜,亦可用盐调味,无论是盐茶还是蜜茶,皆会加多种佐料一块煎煮。最终不但饮了茶汤,还会吃掉这些东西。北宋中期开始流行的点茶法,便摒弃了所有佐料,而是品饮单一的茶。但点茶法同今天的冲沏法仍有不同,点茶法的程序非常复杂,其用具多达三十余种。北宋的大书法家蔡襄以及稍晚的徽宗皇帝赵佶,都是点茶法的倡导者。为此,蔡襄专门写了一部《茶录》,这是宋代现存最早的茶论专著,赵佶也写了一本《大观茶论》。两本茶著中有专篇述写点茶的技艺,赵佶因此获得茶皇帝的美称。顺便说一句,宋朝也是中国茶叶专著最多的朝代,自唐及五代,茶叶专著有十二部,宋代却有三十部之多。

因此我们可以说,饮茶成为一种习俗是从宋代开始,从那时到现在,尽管已经过去了一千年,朝代更替了好几个,社会形态与生活习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人饮茶的方式,却一直未曾改变。

2、茶是我们的智慧媒介

晚唐时期住世的赵州从谂和尚,八十岁行脚到了赵州(即今天的河北赵县)柏林禅寺。由于他的名气太大,不少人都专程来柏林禅寺请他开释,不管来者提出多么高深的问题还是浅显的诉求,他都只用三个字回答:“吃茶去。”

前面已经讲过,唐代品茶不是饮而是吃。赵州和尚让前来求教的人吃茶去,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回答实在是令人失望。但是,如果让一个得道的人来看赵州和尚的回答,则无疑会称赞他是真正的善知识,难得的大禅师。他善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抽象的问题具象化。其实,禅的明白如话又不可捉摸之妙趣,同茶的自然天成又穷其变化的底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赵州和尚同时代的诗人卢仝,隐居河南少室山时,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其中有这样一段:

一碗喉吻润,

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

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

平生不平事,

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

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

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这是卢仝得到好朋友谏议大夫孟简寄送的新茶写出的一首诗。以上所录的是其中的一段。后人将这一段单独摘出来名为《七碗茶歌》而广为传颂。日本的僧人根据这《七碗茶歌》形成了他们独具特色的茶道,这茶道的七个层次分别为: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卢仝的《七碗茶歌》成为日本茶道的精髓。

茶道是一种非常奇妙的艺术,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智慧的载体,也是觉悟的钥匙。如果像今天一样,抓一把茶叶放在玻璃杯中或者一次性的纸杯中用保温瓶中的开水一冲,则茶只是一种廉价的方便的饮料,它毫无精神价值可言,而且还俗不可耐。

卢仝的《七碗茶歌》问世的时候,赵州和尚大概六十岁左右,那时候,茶已获得中国士大夫以及出家人的喜爱。卢仝的诗很快就流传开来,赵州和尚肯定读过这首诗。据我推断,他肯定也认可卢仝对于茶的感知。他让求教的人“吃茶去”,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由此及彼,由实及空的理解品茶的奥妙,因为那实在是禅的奥妙。

近年来,我时常看到各地的茶楼中挂有“禅茶一味”一类的条幅。这个词被人用滥了,也挂滥了。但是,并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深意。我想,赵州和尚让人“吃茶去”,就是想让人达到禅茶一味的境界。如果你不理解禅,那么你就先学会品茶,如果你熟知茶味,那么也就知道了禅的味道,南宋诗人张抡,写了一首《诉衷情》词:

闲中一弄七弦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淡然无味,不比郑声淫。

松院静,竹林深。夜沈沈。清风拂轸,明月当轩,谁会幽心。

这首词为我们勾画出茶道的真谛:只有在松院静、竹林深的环境中,只有在明月当轩的深夜,只有在弦琴弹奏着清雅小曲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一盏淡然无味的清茶中,看到自己来到这世间的一颗初心。

进入中年后,我仿效“一生好作名山游”的李白,走过了很多的名山大川,也品饮了不少好茶。在峨嵋山金顶的暮鼓声中,我品过雪芽;在黄山潇潇的秋雨中,我品过猴魁;在武当山的紫霄宫中,我品过道茶;在武夷山的天心禅寺里,我品过禅茶;在澜沧江边的茶园里,我品过陈年的普洱;在泉州的大开元寺中,我品过铁观音。我曾笑言,“三千众香国。我取一瓢饮。”苏东坡说他“一蓑烟雨任平生”,我是一瓢茶水涤心灵。如果一个人功利心太重,他就会浮躁,茶道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排斥功利,远离浮躁的。所以说,茶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净化心灵的方式。

3、茶是一种巨大的商业利益

去年的十一月份,湖北省赤壁市举办了第六届世界茶叶大会暨第二届长江文化论坛,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万里茶道与长江经济带”。在这次论坛上,中华文化促进会发布了《万里茶道全图》,这幅全图吸收了邓九刚先生的史学著作《茶叶之路》的考证,蒙古国和俄国现存的地图资料,也附有我创作的《万里茶道赋》。

作为世界的三大饮料之一,中国的茶叶是继丝绸、瓷器之后的第三大出口贸易商品。十七世纪的万里茶道,便是一条由中国的南方福建、云南、四川、湖南、湖北等产茶大省穿过蒙古高原进入俄罗斯,终点是圣彼得堡。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中国南方产茶地生产的砖茶,通过闽帮、晋帮、川帮为主的中国商人以及俄罗斯商人源源不断地销往远东地区。

其实,茶叶作为商品,在汉代就已形成了市场。前面说过,西汉王褒的文中就有“武都买茶”这样的表述。既有买卖,就有市场,从唐代开始,茶税成了朝廷新增的税种,到了宋代,茶税的征收成为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因为茶而产生了茶具、茶坊、茶行、茶点、茶戏、茶贩等完备的产业链。唐代的茶商已达到相当可观的商业规模。白居易在长诗《琵琶行》中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个浮梁,就紧挨着景德镇,是唐代重要的茶产地。瓷器是最好的茶具。我猜想,由于浮梁茶,景德镇作为中国瓷都的存在,最早是从生产茶具开始的。

宋朝是中国茶产业高速发展的第一阶段。上至帝王下至乞丐无不都有着饮茶的习惯,使得茶产量大幅提高。到了徽宗时代,全国生产茶叶的州府,已由开国初期的二十余个上升到七十多个。饮茶不仅成为国人的习俗,而且还影响到毗邻的辽国、西夏以及吐蕃、回纥诸部。史料记载,茶贡成为每年向辽国输出岁币的主要品种之一。除了朝廷之间的岁输,民间的茶贸易额也逐年增大。

宋朝之后,明朝是茶产业的第二个高速发展期。今天,我们所说的云南、四川、贵州、山西等省份的茶马古道,几乎都形成于明朝。我们对茶马古道的通常理解,是用马帮贩茶走出的道路,这种说法无可厚非。但是,我个人的理解茶马古道是一种交易的方式。明朝的茶马交易由国家专营,即用茶叶与蒙古换取马匹,这是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利润丰厚。朱元璋建立政权后,一半出于对蒙古人入侵中原建立元朝的痛恨,一半出于闭关锁国的心态,他竟然将山海关外的东北以及嘉峪关外西北的大片国土弃之不要。并在东北至西北,沿线设置九个总兵府(通常称为九边)以监控“胡虏”,朱元璋眼中的胡虏即生活在两关之外的蒙古、回纥、党项等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为了帮助消化,饮茶成了他们一天也不能中断的习惯。但是,无论是东北还是西北,都是茶叶无法生长的极寒地区,他们只能从对明朝的贸易中获取茶。明朝廷需要优良的战马,于是,茶马交易便成了为一种基本国策,这项国策中不但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也有控驭异族的战略意图。

但是,利益的诱惑还是让一些民间的商人铤而走险。商人中能耐大的会买通边关的守军官员,也有一些商人通过茶马古道建立秘密的贸易交通线。所以从朱元璋立国之初到张居正改革之前这一个半世纪,围绕茶马交易,官府与商人一直在玩猫捉老鼠、老鼠骗猫的游戏。朱元璋在世时,他的一个女婿因为买通边关守备私下进行茶马交易而被判处了极刑。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对朱元璋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作了调整,在南方的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有选择地开放了海禁,在北方九边建立一百多个贸易点,用作茶马交易。这些贸易点在明代的官方文件中,被称作板升城。当时最大板升城,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深圳市;没有四百年前张居正开放边境贸易就不会有今天的呼和浩特。而十七世纪的万里茶道,最大的茶贸易转输点就在呼和浩特。这一点,是下令建造呼和浩特这个板升城的张居正所绝对没有想到的。如果他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清朝以后,中国的茶叶规模并没有保持宋明两朝的上升势头,这一来是我们的茶道与茶艺不是在发展而是在萎缩;二来是受到了英国茶叶贸易的冲击,但不管怎么说,茶叶的商业利益一直存在,而且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4、茶是英山的未来

从地理的呈现来看,地球上的北纬30度,几乎都是地质状况非常恶劣的地区,充满了沙漠、碱地与光秃秃的山脉,这一地带因为干旱少雨,不适合人类居住。但中国的北纬30度却是一个奇迹,它源起于东面的太平洋,止于西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其间有星罗棋布的湖泊,蜿蜒流淌的江河;有莺飞草长的平原,也有森林茂郁的山峰。这一地带雨量充沛,气候温润,土地肥沃,阳光灿烂。以北纬30度为中轴线,往两侧各扩展3度,即北纬27度至33度,即是中国的长江流域,这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区。随着人类治水经验的积累以及交通能力的提高,这一区域又是重要的商贸区。远在唐代,就有“扬一益二荆三”的说法。扬是扬州、益指益州,即今天的成都;荆指荆州。在一千五百多年前,这三座商业都会分别成为长江上游、中游、下游的区域经济文化中心。当年,李白就豪气干云地说要“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多少还是有一点土豪的心态。自汉代开始,中国的财富中心一直在南移,到了宋代,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来自长江流域;再过三百余年到了明代,仅江浙地区,就为朝廷提供了超过一半的赋税,所以才有“太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产生。

在中国北纬30度地带,还有一个更加奇特的现象,即中国最好的烟叶、酒与茶的产地都在这里。先说卷烟:上海的大中华,武汉的黄鹤楼,湖南的芙蓉王,还有苏烟、云烟、川烟等等,它们加起来可能占据了中国卷烟市场百分之七十的份额。再说酒,长江的支流赤水河上有四大名酒:茅台、习酒、郎酒、泸州老窖,再加上长江上游的五粮液、湖北的白云边、宜昌的稻花香、黄石的劲酒等等,它们要么是国酒之王,要么是区域翘楚。最后我要说到茶,杭州的龙井、太湖的碧螺春、黄山的猴魁、六安的瓜片、宜昌的采花毛尖、恩施的玉露、四川的峨嵋山的竹叶青、雅安的蒙山茶,无一不是中国绿茶的精品。在唐代,就流传了一句话,叫“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扬子江心,指的是镇江边上瓜州之侧的这一段长江,每年的烟花三月,自长江入海口上溯到这里来的刀鱼、河豚,味道最为鲜美。其实,自昆山、江阴至泰州,在这一季节里都能捕捞到刀鱼与河豚,但其味道的鲜美均不如在镇江、扬州之间穿过的长江,这一段长江,便是扬子江心。我喝过扬子江心的水冲沏的碧螺春、安吉白茶,我也品饮过青弋江水冲沏的竹叶青、蒙山茶,均是最美的享受。遗憾的是,我还没有品饮过用扬子江心的水沏出来的蒙山顶上的茶。

中国的好茶很多,普洱、武夷岩茶、红茶,我都经常品饮,但喝得最多的还是绿茶。好的绿茶也很多很多,但我品饮最多的,还是英山的绿茶。不为别的,乡情而已。

英山也是处在北纬30度线上,是属于中国最好的茶产地。我这么说,不是说英山绿茶已经是中国最好的绿茶了,而是认为它具备成为绿茶极品的可能。

绵延千里的大别山,横跨鄂豫皖三省二十余县,在大别山主峰南侧的英山,雨量充沛、气候温润,适宜茶叶的生长。我们获得的数据,尽管英山茶叶的种植面积为全国第三达到近23.4万亩,但产值却只有14亿元,每亩产值不到七千元。应该说,这样的比值还相当地落后。不要说与普洱、安溪两县相比,就是比起西湖龙井,英山全县的茶产值还不如它的几座山头。我听说每年春天,西湖龙井、信阳毛尖等一些名牌茶叶的经销商,来英山收购原茶就地制作,然后贴牌销售。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英山的茶叶质量的确上乘;二是英山没有真正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和一流的茶企、茶商。“悟以往之不谏兮,知来者之可追。”如果我们提升茶叶的制作水平并增加更多的附加值,让每亩的产值翻五倍乃至十倍,应该不难。英山完全可以因茶致富,不仅仅是种植面积的大县,更应该是产值大县,收益大县。所以说,茶叶是英山的未来。只要做好了茶叶这篇文章,相信北纬30度的奇迹,一定能在英山复制。

谷雨已经过去了三天,从二十四节气讲,这是春天的最后一个季节。记得小时候,清明节气比现在要寒冷一些,所以,那时的明前茶极为少见,谷雨才是大量采摘春茶的季节。而现在,谷雨已是春茶的尾巴了,不只是春茶,就是本该三月开放的春花,在早春二月就已盛开。“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种景象,即便是在海拔一千公尺的高山,现在也很难看到了。节候的变暖,让我们提前一个月就能喝到新茶,但那新茶香味太薄,醇厚不足,要想喝到真正的回味绵长的绿茶,正是现在这个时候。朋友们,不知你们现在的杯子里,那有着真正唐风宋韵的绿茶,能否让你们神清气爽,心情愉悦呢?再次感谢你们倾听我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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